健康公平的概念
- 什么是健康公平？能否举一些例子吗？
- 为什么健康会被视为一种权利？这和健康公平有什么关系？
- 我们如何去洞悉一个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
- 什么是平均预期寿命？
- 平均预期寿命的数字只可以告诉我们生存多少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量度当中有多少年是健康地活着？
- 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这两个指标，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有关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
在健康公平下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
- 那些社会群体有较差的健康状况？
- 既然社会群体的健康状况并不一样，是否必然导致群体之间有不公平现象？
- 其实，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等都影响其健康。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上有关健康不平等／不公平的系统差异？
- 结构因素如何随着时间影响个人健康？
- 为什么健康公平研究对我们很重要？为何会成为全球的议题？
- 减少健康不公平等是否等于贫富收入再分配吗？
在全球和香港的研究
2019冠状病毒病（新冠病毒）与健康公平
健康公平表示拥有健康长寿公平机会。健康的不公平情况并非必然，而是源于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上的不公义。譬如说，当生活于贫民区的孩子比起城市其他地方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活不过五岁，这就是健康不公平的现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享受可达至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会因为其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条件而有任何差异。为了彰显健康为一种权利，卫生政策和计划必须优先照顾社会上弱势社群的需要，令社会更趋公平。
这可以有很多方法，而一些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死亡率和发病率都能让我们有效地了解社会整体健康状况。
简单来说，平均预期寿命指的是在某一年出生的人预计可以存活多少年。平均预期寿命估算的假设是该年以年龄及性别划分的死亡率能应用于该年出生的人。
以在香港的数字来说明一下：在2018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82.3岁和87.7岁，而1986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的数字则分别为74.1岁和79.4岁。换言之，香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于1986年至2018年间，男性增长了8.2年，而女性则增长了8.3年。
平均预期寿命的数字只可以告诉我们生存多少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量度当中有多少年是健康地活着？
可以透过收集有关健康预期寿命或无残疾预期寿命等数据来评估情况，这一般指一个人预期可以在没有残疾的情况下活多少年。当然，越长的健康预期寿命越好，因为这代表人们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同时亦很可能享有较佳的生活质素。
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这两个指标，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有关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
社会上不同人的平均预期寿命（LE）和健康预期寿命（HLE）都不一样。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否存在关联，有助我们理解，并考量如何改善弱势社群的健康状况。透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助我们探讨和理解社会因素怎样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状况，进而探讨如何改善健康不公平的情况。
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研究显示社会存在一种健康的「梯度」（英国的情况请参阅下图）。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例如拥有较低收入和学历）寿命较短和更长时间有较差的健康状况。此外，研究也发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群组如女性、少数族裔和外籍劳工等，健康状况一般较差。
来源：Fair Society, Healthy Lives
既然社会群体的健康状况并不一样，是否必然导致群体之间有不公平现象？
社会群体间的健康状况并不一样，只是表示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并不代表健康不公平必然存在。两个词所指并不相同。
健康不平等指的是个人或群组之间的健康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健康不公平是指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健康差异，有系统并不公平地分布社会之中。当中最大的分别，在于健康不公平牵涉到道德规范的判断。
其实，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等都影响其健康。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上有关健康不平等／不公平的系统差异？
虽然健康包含个人选择的因素，然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以及他们有多少资源来作这些决定，均受到他们从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等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并非在个人选择的控制范围之内。
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界定了人们所面对的生活条件，并将他们按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各种因素来分层。这些「社会决定因素」影响着人们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物质条件、心理社会和行为因素，进而影响市民的健康和福祉。当中的关系可由以下框架总结。
我们可从不同角度去解释这过程，其中一个观点是采用生命历程的方法。无论是个人生活，跨代人口或是社会疾病趋势而言，这方法确认时间和时机对于连系生活经历中所接触的事物与其结果的重要性。这方法集中研究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影响着个人成长中从小到大的每一个层面，以及早期生活经历怎样影响着以后的健康状况。请参考以下的图表解说。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都希望得到健康和福祉，而良好的健康是衡量福祉的其中一个指标。从观察一个社会的健康是否公平，以及其不同群体中可避免的健康差异，我们可以根本地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一个社会。透过比较不同国家，以及在各国中的不同群体的健康公平情况，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系统性差异的个中原因，并提出改善方法。由此，某些群体的健康较差不单是纯属不幸，反而是社会制度所致。一般而言，穷人的健康状况较差，非因他们先天的特征，而是因为他们先受社会驱使而贫穷。因此，透过减少国内外可以避免的健康不平等情况，有助推动健康公平。这是全球的挑战，也是共同的目标。
收入再分配是众多缩窄健康不公平方法的其中一种，其他可行的方法包括改变政策，更多和更集中地支援有需要的人，以及营造市民能够互相支持的社区。这些措施均可以减少健康不公平的情况。
过去数十年，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进行有关健康不公平的研究。举例说，英国政府早自1970年代起已任命委员会来检视英国的健康不公平情况。检视后得出来的结果及建议策略已于2008年辑录成研究报告Fair Society, Healthy Lives。该报告亦被称为The Marmot Review，并于2010年出版。
健康不公平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中一项重点事项。其辖下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于2008年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用一代人的时间弥合差距：针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健康公平》。报告总结指出，日常生活中各种条件上的不平等，均会造成社会的健康不平等，而其根本的因素则在于权力、财力和资源上的不平等。
除此之外，泛美卫生组织（PAHO）亦为应对社会减低健康不平等的要求而成立了委员会，其后于2019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Just Societies: Health Equity and Dignified Lives报告列出导致泛美洲健康不平等的证据，并提出应对这些问题的实际建议。
The Marmot Review概括了缩窄健康不平等的重大政策建议（见下图）。在英国，有些城市如高云地利和曼彻斯特已经尝试把报告中的建议纳入其政策和计划中。请见以下网站（英文内容）以参阅高云地利相关工作的评估报告： http://www.instituteofhealthequity.org/resources-reports/coventry-marmot-city-evaluation-2020/coventry-marmot-city-evaluation-2020.pdf
证据显示，香港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健康不平等。根据卫生署公布的Population Health Survey 2014/2015中所载的数据，自评健康状况于不同家庭收入群组中存在梯度。收入较高的家庭倾向认为自己的健康很好或非常好，而不是差或一般。其他研究发现自评健康状况与患上慢性病患的数量有关联，令这项观察更显为重要。
除了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外，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本港一项研究显示，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收入水平较低、失业或退休，以及不合资格申请公营房屋的中产人士有较高风险患上多于一种慢性疾病。
这涉及不同范畴的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市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本研究所会继续详细审视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以下仅列举一些影响某些社会群体健康的范畴。
- 教育：贫困儿童获得较少的教育资源和活动。一项研究显示，2013 年有 41% 的贫困儿童无法参加三项教育活动中的至少一项（补习班、课外活动、学校旅行），而非贫困儿童则没有这情况。
- 就业：香港的最低工资是许多已发展国家中最低的（每小时 37.5 港元或4.78 美元）。最低工资仅跟随通货膨胀调整，并不足以支持在职贫穷人口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 收入分布：在过去十年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持续严峻，2016年的坚尼系数为0.473（除税及福利转移后）。 2019年仍有约110万香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政策介入后），当中32%为65岁或以上长者。
- 房屋：香港的房屋市场是全球最难负担的市场之一。香港的公共房屋平均轮候时间为5.8年，是自2000年以来最长的轮候时间，反映公共房屋的供应严重短缺。居住在劏房的人口由2013年的17.1万人上升至2020年的22.6万人。此外，香港的无家者人口由2007年每十万人有4.7人上升至2018年的每十万人有17人。
- 人口老化：香港贫穷长者人数由2009年的28.3万人增至2019年的39.1万人。
- 医疗：公营门诊服务轮候时间冗长。撇除患慢性疾病多寡或其他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低收入人士和贫困的群组较难定期获得基层医疗服务。
减少健康不平等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以下是一些减少香港的健康不公平现象的建议：
- 提升公众对健康不平等、健康的社会梯度和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的关注。
- 建立或改善数据收集的机制，以找出和监测香港的健康不平等情况，并联系社会经济指标与人口健康之的关系。
- 加强社会不同界别的合作，共同减轻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
- 审视2019冠状病毒病和防疫措施对不同社会群体在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于制定未来的政策和措施时，加入对社会健康平等影响的分析。
- 透过与不同界别的持份者交流，凝聚共识，长远在香港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的共同愿景。
新冠病毒的爆发令香港原已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失业率急剧上升。与非贫困的人士相比，社会贫困人士更担心其家庭财政状况。再者，他们的个人防护装备（PPE）储备较少，购买个人防护装备亦较困难。整体而言，对比2016和2017年，香港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较差，压力水平、普遍焦虑程度、抑郁症状和感到不开心的人有所增加。相对其他群组，教育程度较低和65岁或以上人士的情况更为严重。
学校停课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单亲家庭和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儿童的影响最大。此外，不少低收入家庭由于缺乏适合网上学习的电脑设施，令学童于停课期间难以获得遥距学习资源，故此疫情对他们的冲击特别显著。为此，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正在进行一项国际比较研究，以进一步了解新冠病毒对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阶层青少年的健康和社会影响。
在全球各地，包括美洲和西欧等饱受新冠病毒打击的国家，均显示出社会经济地位与新冠病毒严重程度(以住院、入住深切治疗部和死亡个案衡量)有一定关联，这反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潜在的健康不平等，并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的社群造成较严重的影响。
不过，疫情的严重程度是否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相关，或其相关程度，会因地区和社会背景而异。例如，本地研究显示香港不同贫困地区的新冠病毒严重性差异不大，这可能是由于疫情比较受控，以及医院病房相对有能力和公平地接收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然而，鉴于香港在基层医疗和疾病管理方面存在强烈的社会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于劣势所带来的影响，在新冠病毒严重性方面更为强烈，尤其在多种病患者等脆弱群组中更为明显。
市民的健康和福祉不单受到新冠病毒感染风险的影响，还会受到在疫情中实施的控疫措施对社会和经济的实质影响。纵然控疫措施旨在达到疾病预防和健康保护的公共卫生功能，但这些措施也可能通过影响就业和收入、粮食安全、生活条件、社交网络及获取健康和社会关顾等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损害我们的健康。因此，在制订和需要修订控疫政策时均需要考虑到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以社会公义框架为例，当控疫措施对某些群组（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或具有少数族裔和移民背景的人）的经济活动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时，使需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来解决和减轻受影响者的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