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公平的概念
- 甚麼是健康公平？能否舉一些例子嗎？
- 為甚麼健康會被視為一種權利？這和健康公平有什麼關係？
- 我們如何去洞悉一個社會的整體健康狀況？
- 甚麼是平均預期壽命？
- 平均預期壽命的數字只可以告訴我們生存多少年，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量度當中有多少年是健康地活著？
- 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這兩個指標，如何幫助我們了解更多有關社會的整體健康狀況？
在健康公平下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
- 那些社會群體有較差的健康狀況？
- 既然社會群體的健康狀況並不一樣，是否必然導致群體之間有不公平現象？
- 其實，個人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等都影響其健康。那我們為甚麼要研究社會上有關健康不平等／不公平的系統差異？
- 結構因素如何隨著時間影響個人健康？
- 為甚麼健康公平研究對我們很重要？為何會成為全球的議題？
- 減少健康不公平等是否等於貧富收入再分配嗎？
在全球和香港的研究
2019冠狀病毒病（新冠病毒）與健康公平
健康公平表示擁有健康長壽公平機會。健康的不公平情況並非必然，而是源於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上的不公義。譬如說，當生活於貧民區的孩子比起城市其他地方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活不過五歲，這就是健康不公平的現象。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享受可達至的最高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會因為其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條件而有任何差異。為了彰顯健康為一種權利，衞生政策和計劃必須優先照顧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需要，令社會更趨公平。
這可以有很多方法，而一些指標如平均預期壽命、死亡率和發病率都能讓我們有效地了解社會整體健康狀況。
簡單來說，平均預期壽命指的是在某一年出生的人預計可以存活多少年。平均預期壽命估算的假設是該年以年齡及性別劃分的死亡率能應用於該年出生的人。
以在香港的數字來說明一下：在2018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82.3歲和87.7歲，而1986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的數字則分別為74.1歲和79.4歲。換言之，香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於1986年至2018年間，男性增長了8.2年，而女性則增長了8.3年。
平均預期壽命的數字只可以告訴我們生存多少年，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量度當中有多少年是健康地活著？
可以透過收集有關健康預期壽命或無殘疾預期壽命等數據來評估情況，這一般指一個人預期可以在沒有殘疾的情況下活多少年。當然，越長的健康預期壽命越好，因為這代表人們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同時亦很可能享有較佳的生活質素。
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這兩個指標，如何幫助我們了解更多有關社會的整體健康狀況？
社會上不同人的平均預期壽命（LE）和健康預期壽命（HLE）都不一樣。研究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有否存在關聯，有助我們理解，並考量如何改善弱勢社群的健康狀況。透過比較不同國家的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有助我們探討和理解社會因素怎樣影響不同社會階層的健康狀況，進而探討如何改善健康不公平的情況。
不同的社會群體有著不同的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研究顯示社會存在一種健康的「梯度」（英國的情況請參閱下圖）。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例如擁有較低收入和學歷）壽命較短和更長時間有較差的健康狀況。此外，研究也發現在社會上的一些群組如女性、少數族裔和外籍勞工等，健康狀況一般較差。
來源：Fair Society, Healthy Lives
既然社會群體的健康狀況並不一樣，是否必然導致群體之間有不公平現象？
社會群體間的健康狀況並不一樣，只是表示不同群體之間的健康不平等，並不代表健康不公平必然存在。兩個詞所指並不相同。
健康不平等指的是個人或群組之間的健康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健康不公平是指由社會制度造成的健康差異，有系統並不公平地分佈社會之中。當中最大的分別，在於健康不公平牽涉到道德規範的判斷。
其實，個人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等都影響其健康。那我們為甚麼要研究社會上有關健康不平等／不公平的系統差異？
雖然健康包含個人選擇的因素，然而人們如何作出選擇，以及他們有多少資源來作這些決定，均受到他們從出生、成長、工作和生活等環境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並非在個人選擇的控制範圍之內。
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界定了人們所面對的生活條件，並將他們按收入、教育和職業等各種因素來分層。這些「社會決定因素」影響著人們在不同社會階級中的物質條件、心理社會和行為因素，進而影響市民的健康和福祉。當中的關係可由以下框架總結。
我們可從不同角度去解釋這過程，其中一個觀點是採用生命歷程的方法。無論是個人生活，跨代人口或是社會疾病趨勢而言，這方法確認時間和時機對於連繫生活經歷中所接觸的事物與其結果的重要性。這方法集中研究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影響著個人成長中從小到大的每一個層面，以及早期生活經歷怎樣影響著以後的健康狀況。請參考以下的圖表解說。
我們在社會上生活都希望得到健康和福祉，而良好的健康是衡量福祉的其中一個指標。從觀察一個社會的健康是否公平，以及其不同群體中可避免的健康差異，我們可以根本地了解人們如何看待一個社會。透過比較不同國家，以及在各國中的不同群體的健康公平情況，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了解系統性差異的箇中原因，並提出改善方法。由此，某些群體的健康較差不單是純屬不幸，反而是社會制度所致。一般而言，窮人的健康狀況較差，非因他們先天的特徵，而是因為他們先受社會驅使而貧窮。因此，透過減少國內外可以避免的健康不平等情況，有助推動健康公平。這是全球的挑戰，也是共同的目標。
收入再分配是眾多縮窄健康不公平方法的其中一種，其他可行的方法包括改變政策，更多和更集中地支援有需要的人，以及營造市民能夠互相支持的社區。這些措施均可以減少健康不公平的情況。
過去數十年，不同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進行有關健康不公平的研究。舉例說，英國政府早自1970年代起已任命委員會來檢視英國的健康不公平情況。檢視後得出來的結果及建議策略已於2008年輯錄成研究報告Fair Society, Healthy Lives。該報告亦被稱為The Marmot Review，並於2010年出版。
健康不公平是世界衞生組織的其中一項重點事項。其轄下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於2008年出版了一份研究報告《用一代人的時間彌合差距：針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採取行動以實現健康公平》。報告總結指出，日常生活中各種條件上的不平等，均會造成社會的健康不平等，而其根本的因素則在於權力、財力和資源上的不平等。
除此之外，泛美衛生組織（PAHO）亦為應對社會減低健康不平等的訴求而成立了委員會，其後於2019年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Just societies: Health Equity and Dignified Lives。報告列出導致泛美洲健康不平等的證據，並提出應對這些問題的實際建議。
The Marmot Review概括了縮窄健康不平等的重大政策建議（見下圖）。在英國，有些城市如高雲地利和曼徹斯特已經嘗試把報告中的建議納入其政策和計劃中。請見以下網站（英文內容）以參閱高雲地利相關工作的評估報告： http://www.instituteofhealthequity.org/resources-reports/coventry-marmot-city-evaluation-2020/coventry-marmot-city-evaluation-2020.pdf
證據顯示，香港社會存在著明顯的健康不平等。根據衞生署公布的Population Health Survey 2014/2015中所載的數據，自評健康狀況於不同家庭收入群組中存在梯度。收入較高的家庭傾向認為自己的健康很好或非常好，而不是差或一般。其他研究發現自評健康狀況與患上慢性病患的數量有關聯，令這項觀察更顯為重要。
除了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外，不同社會群體的健康亦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本港一項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收入水平較低、失業或退休，以及不合資格申請公營房屋的中產人士有較高風險患上多於一種慢性疾病。
這涉及不同範疇的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而這些因素與市民的健康息息相關。本研究所會繼續詳細審視這些因素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人們的健康，以下僅列舉一些影響某些社會群體健康的範疇。
- 教育：貧困兒童獲得較少的教育資源和活動。一項研究顯示，2013 年有 41% 的貧困兒童無法參加三項教育活動中的至少一項（補習班、課外活動、學校旅行），而非貧困兒童則沒有這情況。
- 就業：香港的最低工資是許多已發展國家中最低的（每小時 37.5 港元或4.78 美元）。最低工資僅跟隨通貨膨脹調整，並不足以支持在職貧窮人口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 收入分佈：在過去十年間，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持續嚴峻，2016年的堅尼系數為0.473（除稅及福利轉移後）。2019年仍有約110萬香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政策介入後），當中32%為65歲或以上長者。
- 房屋：香港的房屋市場是全球最難負擔的市場之一。香港的公共房屋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是自2000年以來最長的輪候時間，反映公共房屋的供應嚴重短缺。居住在劏房的人口由2013年的17.1萬人上升至2020年的22.6萬人。此外，香港的無家者人口由2007年每十萬人有4.7人上升至2018年的每十萬人有17人。
- 人口老化：香港貧窮長者人數由2009年的28.3萬人增至2019年的39.1萬人。
- 醫療：公營門診服務輪候時間冗長。撇除患慢性疾病多寡或其他社會人口因素的影響，低收入人士和貧困的群組較難定期獲得基層醫療服務。
減少健康不平等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努力。以下是一些減少香港的健康不公平現象的建議：
- 提升公眾對健康不平等、健康的社會梯度和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的重要性的關注。
- 建立或改善數據收集的機制，以找出和監測香港的健康不平等情況，並聯繫社會經濟指標與人口健康之的關係。
- 加強社會不同界別的合作，共同減輕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
- 審視2019冠狀病毒病和防疫措施對不同社會群體在身心健康的影響。並於制定未來的政策和措施時，加入對社會健康平等影響的分析。
- 透過與不同界別的持份者交流，凝聚共識，長遠在香港建立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社會的共同願景。
新冠病毒的爆發令香港原已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社會狀況更加惡化。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失業率急劇上升。與非貧困的人士相比，社會貧困人士更擔心其家庭財政狀況。再者，他們的個人防護裝備（PPE）儲備較少，購買個人防護裝備亦較困難。整體而言，對比2016和2017年，香港人口的精神健康狀況較差，壓力水平、普遍焦慮程度、抑鬱症狀和感到不開心的人有所增加。相對其他群組，教育程度較低和65歲或以上人士的情況更為嚴重。
學校停課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單親家庭和精神健康狀況不佳的兒童的影響最大。此外，不少低收入家庭由於缺乏適合網上學習的電腦設施，令學童於停課期間難以獲得遙距學習資源，故此疫情對他們的衝擊特別顯著。為此，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正在進行一項國際比較研究，以進一步了解新冠病毒對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區不同階層青少年的健康和社會影響。
在全球各地，包括美洲和西歐等飽受新冠病毒打擊的國家，均顯示出社會經濟地位與新冠病毒嚴重程度(以住院、入住深切治療部和死亡個案衡量)有一定關聯，這反映疫情暴露並加劇了潛在的健康不平等，並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弱勢群體以及有色人種的社群造成較嚴重的影響。
不過，疫情的嚴重程度是否與社會經濟不平等相關，或其相關程度，會因地區和社會背景而異。例如，本地研究顯示香港不同貧困地區的新冠病毒嚴重性差異不大，這可能是由於疫情比較受控，以及醫院病房相對有能力和公平地接收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患者。然而，鑑於香港在基層醫療和疾病管理方面存在強烈的社會不平等，社會經濟地位於劣勢所帶來的影響，在新冠病毒嚴重性方面更為強烈，尤其在多種病患者等脆弱群組中更為明顯。
市民的健康和福祉不單受到新冠病毒感染風險的影響，還會受到在疫情中實施的控疫措施對社會和經濟的實質影響。縱然控疫措施旨在達到疾病預防和健康保護的公共衞生功能，但這些措施也可能通過影響就業和收入、糧食安全、生活條件、社交網絡及獲取健康和社會關顧等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損害我們的健康。因此，在制訂和需要修訂控疫政策時均需要考慮到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以社會公義框架為例，當控疫措施對某些群組（如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或具有少數族裔和移民背景的人）的經濟活動帶來不成比例的影響時，使需要提供相應的政策來解決和減輕受影響者的經濟負擔。
